本书收录了作者有关中日关系的十余篇专题论文，《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与留日学生发端》围绕中日两国地位发生变化、文化交流的主要流向发生逆转之开端展开一系列考证；《“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回溯了中日两国民间人士的首次正式联合，考察了中日两国民间人士对于中日关系的认 识的变化和尝试联合的努力；《辛亥时期的变政与日本》进一步分析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十到二十年就开始占据东亚思想领域主导地位的日本“东学”，是如何深入影响了中国近代知识与制度的转型；《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透过梳理近代日本在华大众传播业的发展，重新审视两次战争之间中日之间既冲突摩擦又交流互渗的稳定期；此外，作者还分别以梁启超、戴季陶、孙中山等个案为例，分析了戊戌辛亥之间，在国际格局和两国实力对比不断变化等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下，他们对日态度的发展和变化脉络，丰富了我们对于日本在近代中国知识与...(展开全部)

编辑推荐：兀兀穷年，不知老之已至。今天回首看看自已走过的脚印，应该说不是件没有意义的事吧！当然，更希望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来从事这研究，使之更蓬勃、隆昌，不辜负这大好时代。这些文章能在帮助读者对古代中日两国关系的有所了解。本书从追朔中日两国关系的开始，其中也回答了众多人们关心的话题，诸如：中日两民族是同种吗？本书中还对似中文的日文进行了分析，以及中日关系的变化：中日间的第一次战争等等。

近代中日关系史是中日关系史上最不正常的一段，也是中日学界分歧较多、争议较大的一段。双方往往因知识结构、史料选取、研究方法等不同，导致学术对话很难顺畅。为破此局，作者厚积薄发，进行了如下努力：一是突出中日“互视”，尽量避免单一研究视角的局限；二是突出学术史的回顾与研究，总结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经验与特点，探寻未来的研究方向与思路；三是突出东亚历史认识“共有”的现实关怀。期待由历史认识问题的厘清，实现东亚各国的历史“和解”，夯实东亚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是《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一书的续篇，对唐与新罗关系的研究延伸至九世纪。作者对唐与新罗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界处于较高的水准，前一著作曾连获省部级优秀成果一等奖、省部级高校优秀成果一等奖。

《日本文学汉译史》是国内外第一部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著作。全书将日本文学汉译置于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下，以翻译文本为中心，把日本文学汉译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围绕各时期翻译选题的背景与动机、翻译家的翻译观、译作风格及其得失、译本的读者反应、译本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等问题展开论述，揭示了日本文学如何被中国翻译家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的“翻译文学”，展现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开放性、包容性及对外国文学的吸收、消化。本书对于丰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内容，对于深化中国翻译史、翻译文学史和比较文学的研究，对于引导读者阅读和欣赏日本文学译本，都有一定的价值。 本书初版题名《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2007年改题《日本文学汉译史》，收于宁夏人民出版社版《王向远著作集》第三卷。现对旧版差错予以订正，作为第3版收于《王向远著文学史七种》之三。

值得一提的是，郝君的这本著作，是在公共选修课的讲义之上修改完成的。一门公共选修课的讲义能够成为一本著作的基础，足以说明这门课的讲授确实是别有心得而不是人云我云，这样的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成果，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 朝贡体系，是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本书即是关于研究“朝贡体系的建构与解构”的专著，书中主要考察中原王朝“册封体制”的生成机制，考察日本对于“册封体制”态度的变化过程，关注日本在此过程中民族意识及情感的演化，并以此作为观照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脉络，通过揭示“嘲贡体系”在东亚拓展、维护和瓦解的过程，透视两千年间，中日双方围绕册封和朝贡、赐予与受封问题的不同态度和纠葛，从而演绎出一部生动的中日关系史。

《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是对清后期外务省档案与晚清史的研究，内容包括：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慈禧首次盛宴洋人纪实，戊戌维新前后的张之洞、康、梁与日本，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闹剧等。

深入战时中日电影关系隐秘、复杂的文化肌理， 辨析影像、战争与人难以言说的历史迷思。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两国的电影文化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本书运用详实的史料，深入阐述了两国交战时期日本本土的电影生产，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华北的电影制作，以及上述影片如何在中日两国电影市场被消费和接受的情况。本书还对日方的川喜多长政、岩崎昶、筈见恒夫、辻久一、清水晶，中方的张善琨、卜万苍、马徐维邦、朱石麟等电影人的言论、史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解读，以此呈现战争时期中日两国电影文化既彼此冲突又互动影响的复杂关系。 本书荣获2010年度日本艺术选奖（评论部门）文部科学大臣奖，在日本电影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它超越了中日两国各自的电影史界限，填补了电影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少有人触及的空白。

《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由于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会把中国排除在战胜国对日交涉之外，中日“战争状态”持续20余年，到1972年才实现“邦交正常化”；并且仍然不幸的是，具有了邦交形式的中日关系反复受到“历史问题”的控制而呈现国家外交对抗和民众情绪对立的僵局。政治“议和”之后历史“和解”的“烂尾化”综合症，考验着政治家的外交能力；而把“不正常”中日关系对象化的知识阐释和思想把握，则是学术所必须面对的挑战。